我一进去，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看着我，像是看一个外星人。
“你们好！”我不敢太热情地问了个好。
“啊，啊！”一两个人对我的问候有一点儿淡淡的回应，其他人仍低头做自己的事。
王蒙示意让我离开，我退了出来。
他勉强跟出来，说：“你快走吧，我不送你了。”说完转身就回去了。
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个非常时期，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都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他怕我伤心，更不愿我为他担心。
他能从逆境中挺过来，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觉得他选择了革命，同时就选择了曲折和艰难，这一切不完全是外来的。从灾难中走出之后，王蒙常常说：“我个人有个发现，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仅仅政治上或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即是说他们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与误解的同时又面临家庭的解体，在家庭里受到众叛亲离的压力。反过来说，身受政治与家庭两重压力而全然能挺过来的实在不多。有许多宝贵的人才、可爱的人物身处逆境而终于活过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时的温暖，得到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顾，得到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王蒙为自己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