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载泽再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对当时反对立宪的几种说法，如立宪有损君主权利、人民程度不够、有损满人利益等进行了逐条驳斥。他根据日本宪法以及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的宪法解说，阐明了立宪国君主仍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他还特别强调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而言最重要之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当然，他也不主张立刻宣布立宪，而是主张仿照日本实行预备立宪，认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