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上映于61年，相当紧贴时代.     和新浪潮那些人强调参与和反思的精英视角不同，中平康展现出的是普通中产阶级、尤其是衣食无忧的青年男女在六〇年安保漩涡中的真实状态.     樺美智子死的那天他们在豪华的酒店参加同学婚礼（这显然在呼应大岛），《戏杀》的背景声是窗外的国际歌；“安保反对”是流行语式的游戏之辞，与警察的冲突完全是一时兴起率性而为，所谓运动或革命毋宁说是集体狂欢.     正如芦川いづみ对政治和对生活本身一样青涩：面对工人的猥亵才萌动些许阶级意识，但转瞬被对爱情的焦虑取代（而引起焦虑的碰巧是另一名叫みちこ的女孩）.     影片后半彻底转入对战后日本的隐喻，一边是只有一名男性的大家族，另一边是不断想逃离家庭的懦弱父亲，最后甚至直接让裕次郎与从美国回来的生父掰手腕.     种种不言自明，而这一切又是以非常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