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政党的存在，并不可悲，反而是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如此，也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二是说：作为政党，既然已经做了结党的事情，就不应该逃避。三是说：党派之间的纷争应该都是政治问题。而不能将宫廷问题和个人问题容杂其中。如宋代的党派，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称之为朋党。
宋代的朋党之祸，虽然是在元祐绍圣以后非常激烈，实际上在仁宗英宗的时候就应经埋下了祸端，这就是范吕之争。接着他们继续发展的就是英宗时候的濮议了。到了神宗主政的时候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对他肆行攻击。畏惧王安石的权势而附和安石的人，开始逢迎新党，反对旧党。新旧两党互相排挤，造成党政之祸。
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有汉代的钩党，唐代的牛李党。在此之后的党祸，有明代的东林党，复社党，这些都可以说是小人在陷害君子。只有宋代的党祸不是这样，他的性质非常复杂，而且很不容易分清谁对谁错，要辨别他的正误，无异于自寻烦恼。总的来说，不过是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而已。
推断宋代朋党之祸特别激烈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由朝廷重文轻武：二是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时期的教训，藩镇权力太大，武人粉墨登场，纷纷称王称帝。赵匡胤自己也是这样黄袍加身的。所以采取了偃武修文的国策，极力抑制武将，重文轻武渐渐成了风气。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武官的地位就非常低下了，即便有才能的武官也得不到选拔与重用。这样一来，使得那些有才华的人都不得不靠这个从政。宋太祖全面控制了各州郡的政权、军权、财权和司法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反五代时期君弱臣强，地方上节度使的权力太重的现象，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所以那些有特殊才能和想建立功名的人，都开始在京师穿梭游走，四处寻找门路。而当时的京师，不是像现在的立宪制国家一样设有国会，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实际能参与国家政务讨论的，只有宰执（宰相与执政简称。宋先后以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等事、同知枢密院事为执政，合称宰执。）这样的人而已。其次则是少数的如馆职（宋初沿袭唐代制度，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都在崇文院内，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增建秘阁，另置官属，三馆和秘阁总称崇文院。三馆有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秘阁有直阁、校理等官，这些官都称为馆职，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职，把崇文院并入秘书省，秘书省的著作郎、校书郎等也叫做馆职。北宋的馆职要求很严，一般文士要经过考选才能授职，南宋后授予渐滥，不象北宋时受人重视。明、清两代称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为馆职。）台谏（官名。唐时，台官与谏官分立。唐、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合称台谏。清代统归于都察院，职权不再分别，虽亦统称台谏，与宋之台谏性质有所不同。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主要职务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宋代台谏，实即御史台、监司、谏官连称。《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后世废门下省，谏官随之废除。明代给事中职兼前代谏议之责，因此称给事中为给谏，而通称御史为台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宰执升进的阶梯。为何如此的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这么少的位置可以成为树立功名的凭证呢？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互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