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会的发展，教士和教徒的猛增，一方面，促使西方科技、文化及天主教理论的书刊大量出版，例如，从崇祯二年（1629年）李之藻编印的天主教第一丛书，名为《天学初函》共52卷，到康熙三年（1664年），耶稣会士已经出版150余种关于算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天主教理论等汉文书籍。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国学术著作也被翻译成西文，流传西方，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回欧洲时，一次就带回中文书籍400余册，不久在巴黎刊印了《中国之哲学孔子》；耶稣会士卫方济用拉丁文译的《四书》、《孝经》、《幼学》和用拉丁文著的《中国哲学》等书籍，也都是在康熙年间，由巴拉革大学图书馆印行出版；仅在顺治二年至乾隆七年（1645—1742年）的97年时间里，中国学的书目在欧洲已达到262部之多。这表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清康熙中期以前的活动，对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知识和沟通中西文化是有贡献的。尽管这些传教士并不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好的媒介；尽管他们也未曾把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传给中国，但在当时，他们确实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使中国人能在封建闭关的帷幕中，多少窥视到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的踪迹；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警醒；对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