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内外，都在为丞相当政后作出的种种改变而寻找理论支撑。
包括丞相自己，也在寻求着思想理论上的基石。
于是，荀子、孟子的言论，被人从故纸堆里捡起来，擦了擦灰尘，重新用上。
就连吕不韦、尸子等人的典籍，也被人拿出来研究，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
同时，天下文坛，也吹起了名为‘我注经义’的风潮来。
与从前的经义注我，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所谓经义注我，乃是董子以来的风潮，讲的是用先贤，主要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精神来阐述‘我’或者天下的大义。
学者、文人，是尊奉先贤、崇尚先圣、先王的践行者。
而这‘我注经义’则不同，讲的是拿先贤、先王的经义，为我所用，随意裁减，合则合，不合则削。
简而意之，就是合我心意，合我道理的，才被承认，才被使用，不合的，则假装没有这些文字与经义。
此风自出现以来，迅速席卷天下诸子百家，彻底改变了汉家文坛和士林的风气。
各路牛鬼蛇神粉墨登场，而大儒鸿儒，更是因此纷纷开山立派。
短短数年间，天下学派就分了几百家。
而丞相乐见其成，鼓励甚至奖励大儒们自立门户。
根据永始二年丞相的‘兴学令’，举凡州郡，旦有学苑之立，只要门徒过百，便可申请立为县州之学，得到国家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