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们提出市民社会概念还是为了在理论上与传统的教条体系相对抗。我们知道，所有、分工、交换和市民社会等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但是，在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教条体系中，这些概念并没有获得一席之地，相反倒是阶级斗争史观和生产力史观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当然，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的作用并不算错，但是如果缺少上述范畴，这些理论往往容易流于形式。这样一种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不仅与马克思的“原始像”相去甚远，而且也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时代的发展也要求日本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出全新的解释。
正是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挖掘出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特别是《大纲》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纲》中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学派。
该学派的形成可追溯到战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就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发，战前和战后两次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都涉及日本如何从亚细亚共同体过渡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酝酿出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但是，他们还没有将这一潮流体系化，直到70年代初，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才完成了这一工作。平田在他的代表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和《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中号召人们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望月则通过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理论）解释成市民社会的历史。还有森田桐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他们与平田和望月一道，构成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