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孟子的理想，每国的“国中”(首都和它的附近)和“野”(“国中”以外的地方)应有不同的制度。于“野”,每方里(九百亩)的田土为一单位。这一单位分为九格，成井字形。旁边的八格，分给八家，叫做“私田”。中间的一格由政府保留，叫做“公田”。八家除了各耕私田外，同时合耕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私田的出产完全归各私家，公田的出产则拿去充有职或无职的贵族的俸禄。此外农民更不须纳什么租税，出什么力役。这是孟子所谓“九一而助”的办法，也就是后世许多儒者所憧憬着的“井田”制度。至于“国中”的办法，孟子书中的记载不大清楚，也许有点残缺，现在不必费神去推敲。总之，在这里，减轻赋役和平均土地分配的精神是和助法一致的。
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人民可以“养生丧死无憾”了，但“养生丧死无憾”孟子只认为是“王道之始”。什么是“王道之终”呢?那是用政府的力量，普及教育，使人人得而发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教育，在孟子以前是贵族的专利和其他少数人的幸运。把它普及于一般人，那是孟子的新要求，那是他指给后来的历史的新路。
再者，什么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呢?
在孟子时代，一个新问题开始流行于思想界，那就是人性善恶的问题。所谓人性，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品质。在这场争论中孟子是主张性善的。他以为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趋势——“端”。所谓“仁之端”即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所谓“义之端”即对不义事的羞恶；所谓“智之端”即辨别是非的能力；所谓“礼之端”即辞让的心情。孟子以为这四端“人之所不虑(思虑)而知……不学而能”的，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用全力去发展这四端，便是他所谓“尽性”。“尽性”的修养积之既久，人们便会仿佛感觉着自己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具有这种气概的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便是孟子所谓“大丈夫”。做到这样的大丈夫才是人生的最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