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燕政权长达七年的内部嬗变，以及受到唐廷最终平叛的政策影响，“节帅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为常态，而军州则长期掌控着地方军事力量，与节度使形成制衡。蒲立本认为：“河北在安史之乱后的半割据局面不只是某几位节帅的问题，否则不会持续太久。显然，它基于河北军队中一种有意识的强烈独立想法，这些军队对安史及燕政权的态度与其对唐朝的态度明显不同。”④蒲立本所指出的这种“河北军中的独立意识”,其实应做更深层次的剖析。唐后期河北藩镇父子相传及易于动乱的特点，固然与胡人养子习俗有关⑤,但就制度因由而言则实与“节帅出偏裨”的传统密不可分。父子因循只是表象，实际上节帅之子担任偏将的传统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层原因，而为后世所称道的田兴归唐其实也是偏将强势的另一种表现。至于为众多史家所观察到的河北易帅之际多有动乱，其实多源于偏将。与之相对的是军州力量的长期稳定。这形成了唐后期河北藩镇的一种二元分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