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仍旧相信，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天才藏在我的躯壳深处，她不是我自己—她谁也不是地正在死去。死在我决意循规蹈矩成长的躯壳中。
十二岁时对母亲说，我想要写一本书。她未置可否地笑笑，说，那你写呀。母亲语气中有轻蔑与不屑。我低头再不说话，因心性敏感，由此记得那个风清月朗的夏夜和一段不愉快的散步。
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今我写的东西，无论是书还是文，都不愿意让她看见。第一本书出版之后，我把它们藏进杂物柜，书脊向内。她问及我，说希望可以看看我写的书。
我回答她，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
其实我心里的想法是，等有一天我认为我写得足够好，我才会拿出来献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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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生命的无知和无惧，我们以各种淋漓尽致的姿态度过了少年时代。因不甘于驴拉磨盘般的枯燥生活，我对一切可能的过错都蠢蠢欲动，反叛地不希望永远生活得如此正确。而最初的写作，是以此为主题的莽撞宣泄，仿佛在蓄意怂恿无知的偷窥。
那时我是在学校的大礼堂看《两弹元勋》这种爱国教育纪录片都会看得热泪盈眶的敏性少年，心有天高，不甘于方寸天地，急于探近人间的台前幕后，观望这个花花世界。
《牛虻》里“除了一双白嫩的双手和一身爱花钱的习惯之外，什么本领都没有”的青年亚瑟，在我的版本上是“除了一双会弹琴的双手和一脑袋不切实际的念头之外，什么本事都没有”的学生。唯一擅长的考试项目就是作文。小时候同学都在抱怨五百字太长的时候我可以轻松写到九百字，每次周记都是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