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10]
他是欲借西学以救国。民国二年（1913年）吴稚晖的日记中也有这么一段记载：
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11]
余人之类似议论还有许多，足见这是读书人较共同的看法。
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由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严复力主通西学以救国，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
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12]
这样的学问，
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3]
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
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14]
故非引进西学不可。同样，国粹派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衰敝，关键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5]不过，在兴学以救国的途径上，他们却选择与严复不同的路，倡导回归先秦未受“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国学”，即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古学复兴”。[16]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既然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以此来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国家的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