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清末最后十余年一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仍是此期外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哲学方面，“这时，我国研究西洋哲学基本上已经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阶段，进而能作比较有系统的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判并融汇和自创哲学系统，介绍西洋哲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前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1]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被中国人用作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还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哲学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后三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胡适最为有力；对罗素研究有素、介绍其思想最有影响者，首推张申府；而传播柏格森贡献最大的则属张东荪（1919年他最早翻译出版其名著《创化论》）。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原著，系统介绍西方哲学所撰写的专著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了大量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所发表的这类文章近300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属空前。许多杂志还开设了介绍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专号，如1922年，《民铎》杂志开设了“柏格森号”；1923年4月，《东方杂志》开辟了“杜里舒号”；1924年的《民铎》和1925年的《学艺》分别发行了“康德专号”；另外，尼采、杜威、罗素等人也都被设有介绍和研究专号。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还被邀请到中国来，直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都曾应邀来华讲学，前两者影响尤为巨大，他们除了讲授其哲学外，还阐述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学说、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说等，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其哲学思想。这种外国思想家和学者来华讲学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形，可谓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值得指出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华传播及其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如兴盛一时的生机派或生命派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欣赏柏格森生命冲动是意志自由创造的观点，认为这是反对宿命论、努力进取，不断变革的利器。换言之，它成为其变革文化传统的动力；而在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看来，生机哲学强调直觉、崇尚生命的一面，恰恰是以孔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因而他大谈生机主义，宣称这是其文化学说之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