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东风在自觉反思的同时，也进行了自觉的知识建构。通过反思，陶东风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美学文艺学主导话语的建构史，同时也看清了它在90年代以来所遭遇的失效、冷遇乃至拒绝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80年代美学文艺学主导话语所具有的二元对立特点、自主性与超功利色彩以及自由解放等启蒙现代性的内质已经难以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为此，陶东风提出要把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美学文艺学研究。换言之，文学理论要走具有历史化、语境化特点的文化研究式的知识生产之路。从后来的文学理论发展来看，且不说文化研究渐趋成了主导性的知识话语，单说它引发了文学理论知识场域的震荡这一点，就足以见出该文反思的效果。
《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以随笔性的文体，在看似没有很自觉的理论色彩的经验化叙事中，展开了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知识生产现状的切身反思。以其之见，文艺学知识生产存在较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者缺乏必要的自省，缺乏学科史的意识与实践，缺乏真实的问题意识。凡此种种，又主要源于文艺学缺乏有效的学科评价机制和完备的学术体制。其结果则往往导致：“在本方向的研究水准上，作者提不出问题来。说不出哪些问题已经被什么人什么时候解决；说不出哪种成果已被公认，不必重复；说不出自己的课题在何种水准上解决何种层次的问题。如此年年岁岁循环往复，枉费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9]为此，许明呼吁要把文艺学建设成为具有反思性的学科，也就是科学的文艺学。这种科学的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是被纳入有效的学术评价体制之中的生产，其生产者对自身的思维状态有着自觉的意识，对知识生产史有较为清晰的把握，对学术问题不乏敏锐、真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