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活动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发动洋务活动的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都是清政府的廷臣疆吏，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同统治阶级中的另一翼顽固派一起，共同决定、执行着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国策。位居政权顶端，实行折中控制的是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是必要的，这种引进在客观上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缓慢演变，对于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引进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个目的，顽固派是可以接受的。洋务派在办洋务企业时虽也有“御外侮”、“收利权”等对外的动机和表态，但那不是根本的目的，而且难免有掩饰之嫌。洋务派不可能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李鸿章只准自己办洋务，却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的侵略，他们并不想真正抵抗，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近代先进武器，形成不了保卫祖国的干城。北洋舰队在当时不是武器装备落后，至少与日本海军相比，在某些方面还是先进的，但是为了“避战保船”，匍匐港内，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了日本的战利品。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精神状态不如人。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掌握国家权力的洋务派官僚们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卖给外国侵略者。所谓“御外侮”云云，就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积极意义。中外关系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相安无事”，中国正急速地面临殖民地化的深渊。那种把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外交活动分开来评价的意见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是分不开的。说洋务活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次转折，是指其客观效果而言。洋务活动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思想倾向来说，洋务派比较务实，比较能够接受西方先进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显然比顽固派要开明，更能够应对时局的发展。如果完全按照顽固派的那一套搞，中国社会还将继续停滞下去。以往有的研究者把洋务活动的负面作用说得绝对了，也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