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诸文已然很好地完成了阶段性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重建工作。简而言之，它较有说服力地告诉了人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主导观念既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不具有永恒的合法性。文艺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危机，因此也是正常的。而文化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能够在90年代的社会语境下，帮助克服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危机。为此之故，我们不应该因为大众文化不甚符合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观念，就对其加以排斥和挞伐，而应该走进它，并有效地去研究它。如果不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文学理论找不到研究对象，找不到那种能够建立起与社会生活真实关联的研究对象，或者即使找到了，也生产不出有效的知识。如果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几近专门化了的现状，我们难免不会想起这样联系文学理论来言说大众文化，难道不是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吗？这又何尝不是要让大众文化研究浮出水面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地认为，它已然让文学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勾连起来了，并且视大众文化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方式。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大众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为其合法性进行过论证，但自觉联系文学理论来进行论证者在90年代尚不多见。这也正是上述诸文，尤其是《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一文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