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培养人的方针上，胡瑗强调“以体用为本”。就是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52]。他认为不但要“通经”，而且要“致用”，只有“明夫圣人体用”[53]，才能够“以为政教之本”[54]。“明体”的目的在于“达用”，学而不能用，就无任何意义可言。胡瑗在湖州教授时，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身，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55]这是他“明体用之学”的必然逻辑，也是针对当时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要求而产生和形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因而确立了这条可贵的主张，并见之于教育实践。
在培养人的实践上，胡瑗强调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发挥和发展学生的特长，即“各因其所好，类聚而别居之”，使得学生中“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56]。显示了胡瑗“因人施教”的特点；二是强调与实践结合。即“每讲罢，或引当世之事以明之”，[57]或“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就当时政事，俾之折中”[58]。显示出把学生能力与教师诱导相结合的特点；三是注重社会调查。即“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59]。体现了他重知识来源，重与实际结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