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极度伤心，弄得安琪看着他也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既然你不愿把知识用来为上帝增光，那么，我和你妈妈省吃俭用，供你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
“呃，爸爸，可以用来为人类增光啊。”
安琪若是坚持下去，也许能像两个哥哥那样，去上剑桥大学。但是，父亲那种上剑桥就是当牧师的敲门砖的见解，也是这个家庭的传统的见解。这种思想在他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于是，敏感的儿子就觉得，如果坚持己见，就如同私吞了别人委托的钱一样，而且对那两位虔敬的家长也是一种罪过，因为正如父亲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从前和现在一直省吃俭用，以便供三个儿子读书。
“那么我就不上剑桥吧。”安琪最后说道，“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我没有资格上大学。”
这一决定性的争论所产生的效果不久就显示出来了。克莱尔年复一年地在杂乱无章的研究、烦琐的事务，以及思考反省中耗费精力，开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舆论表现出漠不在乎的态度。他愈来愈轻视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对他来说，就连“名门世家”（这是借用一位已故的本地名人的话语）也不再具有什么迷人之处，除非它的后人能够果断处事，出类拔萃。然而，也有一件事和他的严肃、稳重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有一次闯到了伦敦，想见见世面，同时也想在那儿谋个差事或做点生意，可是却被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迷昏了头脑，陷得几乎不能自拔，幸好他没等事情弄得太糟就逃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