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是从1928年的《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开始的，这并不准确。也有人认为，它可以上溯到1926年的《个性与经验》,这也不准确。实际上，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最早是在192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指的是《平庸与个性》《个性、平等与卓越》。它们的写作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智力测验(mental testing)。这种智力测验被公立学校包括进步学校所广泛采用。有关智力测验的方式、目的和社会后果，人们曾有过激烈辩论。①在《平庸与个性》一文中，杜威明确地指出：“通过智力测验进行的理智分类为基础的教育分层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的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②表面上看，作为教育科学的“进步”成果之一的智力测验是“客观的”,但是由于它只是把人当做量化的群体的成员，因此在自命为精英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轻蔑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完全劣等的。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民主的多数原则，进言之，这等于说作为民主的大多数人其智力都是劣等的，那么由智力劣等的人所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将必然是有问题的。它的自然推论和倾向是由智力上的贵族来代替智力上的劣等人进行决策。拉尔夫·罗斯告诉我们：“在杜威看来，民主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人在道德上的平等(moral equality of man),他相信自由的选择并承担随之发生的责任是一个贵族的标志，只有当道德平等成为普遍的时候自由才会是普遍的。基于这种信念，杜威反对把人视为机械。”③对智力测验的后果，杜威悲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