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亲分明更是对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
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獾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的烫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母亲干瘪的胸脯上有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草率的字写着眼科医生的诊断——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一九六四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