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左传》之学大兴。刘歆传《左传》学与贾徽、郑兴。贾徽撰《春秋条例》，传其子贾逵。贾逵受诏奏《公》、《穀》二传不如《左传》四十事，名为《左传长义》，又撰《左氏解诂》。郑兴传其子郑众。郑众撰《左氏条例章句》。另东汉陈元从其父陈钦受《左传》，陈钦则受业于尹咸。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东汉末传《左传》者，有服虔、颍容、谢该等人，马融、延笃、郑玄也治《左氏》学。郑玄撰《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三书，以驳何休。服虔字子慎，“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颍容字子严，著《春秋左氏条例》5万余言。谢该字文仪，善《左传》，“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30]
第三节　汉代经学的成就
两汉经学成就卓著，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刘向、刘歆、郑众、贾逵、马融、何休、许慎、郑玄等经学大师都卓有建树，其中董仲舒、何休对《公羊传》意蕴的阐发，刘歆对古文学的倡导，许慎的文字学研究，郑玄对今古文的调和，可视为代表性成果。为避免重复，这里只对何休、郑玄的经学成就略作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