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进士题名帖
科举制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主要的是给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开辟了一条途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化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倾向于通过直接参与政治，建立符合自己理想的政治秩序来实现。所以，唐代知识分子对个人功名，即对当官的追求，是和其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科考及第的人都希望能“立登要路津”，得到展现自己的才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86]的机会。“致君于尧舜”是唐代士人的口头禅，若不能“出将入相”，退而求其次，或者投身军旅，奔赴边疆，建功立业；或者为民父母，造福一方，做一名循吏。正是因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唐代士人普遍有一种昂扬奋发的时代气质，追求轰轰烈烈，“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87]，文人的这种英雄主义气概，在其他朝代是不多见的。
唐代科举制度是不成熟的，特别是考试不糊名，取士并不完全根据卷面成绩而定，作为一种制度，这显然是不完善的。但历史往往是辩证的，正是这种不成熟性，使唐代科举制度缺少后代完善后的那种僵化气息，而充满活力。尽管唐代科举取士中存在请托、走后门等问题，但总体上看，正像宋代学者所称赞的那样，“其取人也，多公而审”。靠着这一条，一大批读书人，特别是下层寒士，被选拔出来，构成唐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特别是使唐代官僚队伍的素质，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兼有实学之才的唐代大诗人杜牧就讲：“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88]大唐盛世的出现，与其有一支较高素质的社会管理队伍是分不开的。唐代的行政管理效率特别高，主要得益于有健全的法制[89]，管理的法制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管理队伍的知识化。隋唐科举制度，有利于知识阶层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对社会进步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