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提出选取史料的原则,自觉追求的是史事之真。班固肯定司马迁撰史乃实录，亦责备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94]其实，司马迁追求史事之真，也十分重视史中之善。他的求真精神，包括了对历史之真和与善关系的认识。对孔子和“六艺”，司马迁是十分尊重的。他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王者之大道”。他选择史料“考信于六艺”。他撰写三代史和汉代史，贯穿了德治的思想。不过，司马迁的思想也确有与儒家不相符之处。例如《春秋》贬“吴、楚之君”为“子”，以正名分，司马迁称其为王。汉代大儒董仲舒贬抑秦代，将秦踢出其“三统”循环圈。司马迁则充分肯定秦统一中国的功绩。从表面上看，这些表述是存在矛盾的。然而在这表面看似矛盾的深处，是存在不矛盾的认识的。这就是对前人历史经验的态度。司马迁尊重儒家的思想，然而他对历史也有自己的认识。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是连续的，历史的主流是进步的。司马迁盛赞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95]。然而汉代的局面是由前代发展而来的。秦始皇的统一为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史记·六国年表序》等篇章，赞扬秦国兴起及其完成的统一大业，《史记·南越列传》等篇，把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荆楚等地的国家和民族都视为黄帝的子孙，表述了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历史渊源的认识。司马迁叙述历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追求的是史中之真与善的相合。他对史中之善的追求，是建立在史实之真的基础之上。他对史中之真与善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经验扬弃的基础之上的。在司马迁看来，前人总结的历史经验需要加以重新的理解，史家对历史的经验有自己的认识。司马迁撰史“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所表述的“一家言”，深刻地反映出史中之真与善之间的关系。这点，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一家言”与《左传》思想的联系。当然司马迁提出史家之“一家言”说，并将之自觉地贯穿于历史的叙述之中，显然是对《左传》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