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霸义利之辨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化思想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孔子是最早提出义利及其关系的。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即君子所以为君子，乃是他们明白义、重视义；小人所以是小人，乃是由于他们只了解利，重视利。义和利，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志，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孔子提倡“见利思义”、“义以为上”[2]，从而规定了儒学以此道为中心，以此价值观念为衡量其他价值观念的最高标准。从此，贵义贱利的思想一直为先秦到汉唐的儒者所推崇。
当中国的历史跨进宋代以后，每当出现社会改革或是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时候，总是要伴随着出现一场程度不同的义利之辨。
北宋从建国到仁宗庆历年间，经过了80年的时间。宋初各项措施的负面造成的恶果以及各阶级、各阶层所积聚起来的种种矛盾促使社会危机加深。而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则是北宋王朝积弱积贫局面的形成和加剧。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推行社会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李觏是这一改革的热情拥护者。他的义利观是这一社会改革的理论表现和现实反映。李觏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在社会上颇具流行的贱利思想，积极主张经济改革，如以“平土”（均田）方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薄税敛”，“平徭役”，防止官僚厚敛等方法，减轻农民的负担等。并大胆提出：“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经；郊舍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3]他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礼教等诸多方面，来论证和说明物质财富决定一切礼制法则的思想，无疑包含着重物、重利主义的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觏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大胆言利，提出了富国的主张。他还认为“利”是应该讲的，只要符合“礼”即可。不言利是一种“贼人之生，反人之情”的俗儒偏见。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4]他批评孟子只讲仁义，不讲利欲，认为孟子的主张是一种偏激的观点。他说：“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5]其实，孔孟也不是不讲利欲的。他指出：孟子“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6]苏洵也曾作了一篇《利者义之和论》的文章，主张“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是“对圣人戕天下之器也”[7]。他坚信，“君子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8]。正确地阐明了义利之间的关系。相反，与其同时代的邵雍，却与之观点迥然不同，他大力提倡“贵义贱利”。他说：“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9]又说：“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10]二程也认为，利“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11]由此观点出发，他批评李觏说：“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言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至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倚（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12]在二程看来，利虽是一个利，但有公私之别。“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私利”，并不反对“公利”。这样，对利的解释就更为进了一步。然而，就义利之释的发展来看，上述种种观点、看法以及社会舆论，为后来者王安石开始的“义利交战”拉开了序幕。这场“义利交战”，事关社稷兴衰、国安民富，没有回避的余地。于是，“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接着又出现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而使义利之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