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馆修史制度及其成就
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但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所谓“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官修前代“正史”，成为唐以后历朝历代的一个传统；二是史馆修国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成为一种制度，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延绵不断。
一、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史馆修史制度是从古代的史官制度演化而来的。据《周官》所记，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的职掌范围很广，不仅掌管记言记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职能。汉武帝时设立太史令，仍是“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1]。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则专掌修史。在史职日趋专门化的过程中，史馆修史制度也萌生了。一般认为，东汉时聚集史臣于兰台及东观，编修《东观汉纪》，为官修当代史之肇始。北魏时，于秘书省设立著作局，“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2]，“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3]，史馆、监修之名的出现，标志着史馆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唐朝建立之后，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于门下省设置史馆，使其成为职官体制中固定的常设机构，同时确立了以宰相监修国史、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史馆组织原则，标志着史馆修史制度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