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同曲笔的对立之所以成为史家的撰述原则，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史书的价值和命运。刘知幾反复指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曲笔制造“诬书”，其社会影响是“使忠臣义士羞”。他从这种史学自身的价值观和史学的社会价值观出发，热情地赞颂历史上那些“直书其事”、“务在审实”、“无所阿容”的史家，说他们的“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他激烈地批评那些制造“谀言”、“谤议”、“妄说”、“曲词”的人，认为他们所作“安可言于史邪？”这里，他把史家应当遵循的撰述原则已做了清晰的阐述。
刘知幾从历史、社会和自身20年的史官经历中，深知“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欲求实录，不亦难乎”，而“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至于统治集团中足以导致曲笔滋生的种种根源，他希望“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这反映出他对于史家坚持直书的撰述原则的真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