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若以帝王的视角来看，无疑是绝佳的治国理政宝典，而其若从史学角度观照，亦是一部重要的史编巨制。中国古代不乏历史著作，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班固的断代史《汉书》，还有梁武帝《通史》，姚康复《统史》，杜佑《通典》等，以上虽然都有侧重，但是鲜有从浩瀚的史料中以编年体通史的方法呈现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借鉴《左传》体，用编年的方法，以时间为序，记载历史的发生发展，因果法则，陈述井然，生动具体，显示了编者的艺术水准。在庞大史料面前，编者做到了详略有则，在“叙国家之兴衰”的同时，也“著生民之休戚”。
《资治通鉴》尽管在与当时政治文化结合时，还存在思想上的局限，但是从编辑出版角度而言，其无疑带动了宋代史书编修的风尚，“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主张也在范祖禹、郑樵等一批史学家的史书编修中得到了体现。帝王、史书、编者、技术、思想等，所有这些多维视角中的综合元素，共同推动着宋代史书编修与出版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