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首先何休的理想是太平世，对未来有信心，没有像道家那样主张人类社会回到原初状态去，只是赞成、倡导在一些具体制度、规范上的“复古”，并不构成在整个历史走向上的倒退。其次，中外古今打着复古旗帜而行变革之实的事例是相当多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所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变”，而要“复”的又是什么样的“古”。例如对“初税亩”的态度，尽管公羊学家对“初税亩”的历史情况未必清楚（今天学者们对此问题也难说有一致的定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们认为“税亩”制度与原有的“什一之制”相比，会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加以反对。由于春秋时期的许多变化（包括战国时期的变化）都具有加重人民负担与痛苦的一面，所以儒家学者的反对变古往往与此有关。我们如此说，并非要否认何休与儒家有保守的一面，而是说对何休的复古之说不能不加具体分析就一概笼统地斥为反对历史的进步。历史发展进步本身的情况是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一方面是前进，一方面又是倒退；一方面是一统和秩序的破坏，一方面又是一种一统和秩序的建立；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又是传统道德、甚至于是传统美德的衰失。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在古代往往是“恶”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而且，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破与立、是与非、善与恶、前进与后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古代中国的老子早就看到了，而且有很深刻很精彩的描述。[378]对此，现代学者或称之为“吊诡”，或称之为“历史的悖论”。正是“历史的悖论”造成了何休的“史学的悖论”。换言之，何休历史思想中的悖论也有历史的悖论为基础，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倒退论者。[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