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论观察不精之谬。如牛有尾，马亦有尾；舜重瞳，项羽亦重瞳；人能言，鹦鹉亦能言。然岂可遽谓牛与马同，舜与项羽同，人与鹦鹉同耶？《经说上》曰：“有以同，类同也。”但可谓之偶有相类之点而已，其相类之点或多或少，或为大同，或为小同（惠施曰：“大同而与小同异。”）然不能遂以为尽同也。例如云“日之状如铜槃”，又“日之光如烛”，皆是。
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孙读正为止，亦可通；然此字不必改也。此言两辞相侔，其正也有一定之限度；过此限度则不得为正矣。如范缜云：“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亦侔也。然“神之于形”，与“利之于刀”，究竟可以相侔至如何限度？故沈约驳之曰：“若谓此喻尽耶，则有所不尽；若谓此喻不尽耶，则未可以相喻也。”
三）“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此在名学，谓之“果同因异”（Plurality of Causes）。如人之死，或由自缢，或由服毒，或由肺病，或由杀头。又如热度，或由擦摩，或由火燃，或由电力。此诸因虽或根本相同，而自其显著者观之，则皆为果同而因异。至于社会之善恶，政治之良否，国家之存亡，其因尤繁复；而其显著之结果则或呈相似之点。若必谓中国之革命同于墨西哥之革命，俄国之革命同于美国之独立，则悖矣。以其然也同而其所以然则不必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