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先允诺重庆政府所提的这两项条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会谈。但“钱永铭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内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谋略，而主张应及早承认已于该年3月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汪政权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劝日方不要中“重庆拖延之计”，因为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渝方暂无和意”。很快，主张承认汪政权的意见便压倒了主张继续与重庆政府接触的意见。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预定计划于11月30日与汪精卫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宣布对汪精卫政权的外交承认。至此，“钱永铭工作”也告中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历了这一高峰时期后，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显见减少。随着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中国失去了与日本谋求不可能是公正的和平的兴趣。1941年初，板垣曾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比日方以往所坚持的条件要大大后退了一步的谈判条件，表示日方愿以撤退山海关内日军、承认重庆政府、保证中国独立为条件，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并表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或举行中、日、美三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方提议谈判的态度已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