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所载，武、宣间辞赋家众多，赋坛异常活跃。如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刘德、儿宽、刘辟疆、眭弘、张子侨、王褒等，都是当时善于辞赋者，只是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至今。流传至今而又颇有影响的只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数人而已。
自宣帝之后直到东汉中叶，散体大赋仍然是辞赋文学的主要样式，但已明显地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在艺术上已无法逾越武、宣间大赋的形式和格调，且模拟之作居多，鲜有独创者。这也是由这一时期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宣帝之后，国力日颓，政局日益混乱。两汉交替，虽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但国力始终未能达到汉武帝时的高峰。这样的形势深深地影响了文坛。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主要是“润色鸿业”，颓废的国力，暗弱的政府，使得人们既无“鸿业”可供“润色”，又无“上德”可供“宣扬”，散体大赋的颂圣性失去了依托。再加上本身结构庞大臃肿，极事铺排的外表掩盖了主体的情志，因而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汉散体大赋在这一时期较有才华的文人学者的推动下，依然投射出最后的光芒。与此同时，汉初那种以表现忧思悲慨为主的骚体赋，也在自身的变革中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只是影响仍不如散体大赋之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