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京察”和“大计”来考察官员，日久已成为一种表面形式。乾隆大帝对此很不放心，便沿用了雍正时期的办法，轮流引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的官员。往往在一天之内不厌其烦地召见百余名地方官员，召见时还用朱笔记载自己的想法、意见，写出评语，以便随时任用升迁和降级。他说：“每于引见时必执笔标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这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这种引见官吏记载的做法，一直是乾隆识别官员的最直接途径。为此，他还说道：“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材，以便随时录用，实属法良意美，所当永远遵守。”
乾隆大帝对官员的评价很多，在《清实录》中也有许多乾隆引见官员之后的评语，如评马腾蛟：“结实有力，将来有出息”；评额鲁札：“忠厚本分，人似结实”；评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员似可。”还如在十七年，新任直隶景州知府侯珏被引见，乾隆大帝评他为：“观其人，似小有才而无实际，未可保其胜任无误。”
在南巡期间，乾隆也比较重视对官员政绩的考察，他还特意用朱笔记作“官员记载片”。在第六次南巡时，与前来迎驾的江西巡抚郝硕交谈后他发现郝硕对属员情况竟茫然不知，并且在地方事务中也没有什么建树，便立即罢了他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