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与唐代社会有许多不同，虽同是封建社会，但生产关系出现了某些变化，这在科举方面得以充分体现。
其一，每次科举取士的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进士每次只有三四十人，最多的只有七十人[34]。宋初，士人惧于五代惨祸，并不热衷于做官，加之考试甚严，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百多人，平均每次录取40余人。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开始大规模录取士人，加之国家一统，政局稳定，入试者很多，往往达一两万人。朝廷每次录取进士230余人。真宗朝后，进士录取人数大增，平均每次录取在450多人，到北宋末，达到680多人[35]。
其二，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取士不问家世”，因此参加考试的举子不再是世家大族，多为出身贫寒的中小地主或较富裕的农民，且不少出身工商杂户的子弟也可以参加科考，且几代为官者很少。“取士不问家世”，使许多出身孤寒的士人能与官宦子弟同场公平竞争，据有人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的材料来看，由布衣入仕者达55.12％[36]。像在宋代文化领域风云一时的人物范仲淹、孙复、胡瑗、李觏、蔡襄、邵雍、苏洵、苏轼、苏辙等其出身都比较贫寒，正是公平的竞争，才使他们脱颖而出。因此，他们在入仕或执政后，自觉地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在学术上体现出来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商阶层在过去历来受到鄙视，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允许其中有“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考试，因而出现了“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7]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出表明宋代社会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