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走，克利斯朵夫立刻躺在床上。热度又来了，再也不退下去。他孤零零的没有人陪。爱麦虞限也闹着病，不能来。克利斯朵夫不看医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势严重，同时也没有仆人可以去请医生。打杂的女人只有早上来两个钟点，根本不关心他；而他还更进一步，完全不要她服侍。她收拾屋子的时候，他嘱咐过几十次，别移动他的纸张。她却顽固得厉害，这一回他上了床，她认为机会到了，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大大地清除一下。克利斯朵夫从衣柜的镜子里望见她在隔壁屋里把什么都搅乱了，不由得勃然大怒（真的，老人的脾气依旧没改！）立刻从被窝中跳出来，从她手里抢下了一卷纸，把她推出大门。他这一怒，马上发了一场高热；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从此不来了，也没通知一声“这个老疯子”（她是那样称呼他的）。于是他害着病，没人侍候。早上他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再瞧瞧看门女人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他的信塞在门下。结果是没有。他们快乐得把他忘了。他不怪怨他们，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他想着他们那种无愁无虑的快乐，又想到那是他给他们的。
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利斯朵夫的近况，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忘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还是奥洛拉没话找话，临时想起的），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礼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他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地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地对他有了敬意，唯其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儿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