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就像国粹派学者所言：
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3]
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依此思路，清末学术出现中西交融之势乃属必然。因前已言及，当时在朝在野之士基本都承认西学先进，有必要向其学习，而中国固有文化又相对衰微，那么要兴学，只有借助于西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与中国固有学术相激相荡，相融相合，才能走出困境，达到目的，进而实现兴学背后最根本的关怀。当然，这些都是笼统言之。仅就刘师培这一个体而言，他生逢这一时代，自然会与其他知识者感同身受，有共同的现实关怀，难脱时代大势的制约。更何况刘师培少年时代在家乡时便读过含反满情绪的《扬州十日记》、刘宝楠《胜朝殉扬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以及王夫之的著作，并在20岁前写出《扬民却虏录》、《读船山丛书札记》等，表露出自己的反满意识。[4]可见其素怀救国之志。这种出于满汉华夷之辨的救国之志也许很狭隘，但易于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因清政府无可救药，当时反满也便是救国。刘氏在离开家乡到上海后迅即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等革命爱国组织的行动，是其对自身救国主张的政治实践。不过就本质而言，刘氏毕竟是个书生，更擅长于学术救国，所以，他一登上学术舞台，便在中西交融方面多所建树。这既是时代潮流使然，也与他一贯的志向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