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的家人被枪毙的事情吧，华金。”比拉尔说。
“唉，太太，”华金说，“我家里的人都是左派，巴利阿多里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次，法西斯分子屠村，先是枪杀了我的父亲，因为他曾给社会党投过票。之后又枪杀了我的母亲，因为她也投了相同的票，那还是她这辈子投出的第一张选票。然后，他们又枪杀了我的一个姐夫，当时他是电车司机工会的会员之一。显而易见，他想要开电车就必须要参加工会，但是他对政治从不过问，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他甚至觉得他有点儿太不顾体面了，他不能算是一个好同志。我还有另外一个姐夫，也在电车上工作，那时，他已经去山里了，就像我这样。法西斯分子们以为我的姐姐知道姐夫在哪里，但是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也枪杀了她，因为她始终说不出姐夫的下落。”
“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比拉尔说，“聋子人呢？为什么看不到他？”
“他在营地，嗯……也许在山洞里。”华金说完停了下来，他把卡宾枪的枪托支在地上，说：“比拉尔，听完说，你也听着，玛丽亚。请你们原谅我吧，如果我刚才讲得家里的事情让你们忧心了的话。我知道，每个人都有着这样的伤心事，所以，最好还是别说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