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在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的五年中，身处万山之中，穷荒绝域，日与囚徒为伍。这种环境对他刺激很大，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他苦思默想，忽悟“格物致知”当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所以他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的目的。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反映他的思想，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王守仁对他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自认为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这说明王守仁是适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格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想体系。
王守仁还深受佛学思想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他曾说：“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语得其蕴奥。”“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14]虚与明是互为依存的，惟明方显其虚，亦惟虚方显其明。如天之有云，眼之有尘，镜之有纤翳，既已充塞而无虚，明便无从谈起。同理，良知亦须虚，非但容不得私念，善念亦容不得，唯有达到无善无恶的虚明状态，方为圣者的境界。而王守仁所言无善无恶之虚明，其实是一种超越境界。他所言超越境界散发着禅的气息，他对虚无之向往，无善无恶的提法，心如明镜的比喻，无不与禅相同，所以不少人便称心学为“阳明禅”。当然，王守仁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安，并且反复申辩，但其禅宗色彩是无可否认的，乃至阳明学派日渐形成的“狂禅”性格，应该说是有其佛学思想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