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由于乡苏维埃政权直接扎根于农村贫苦民众之中，其干部或代表大多直接来自于当地的贫苦农民，又直接服务于贫苦农民，广大农民依靠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又获得了种种利益，因而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积极主动地参政参军，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基础。再加上从中央到地方格外注意教育军队和干部，并制订了种种加强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办法，这就更使得那些较为巩固的苏区中的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几乎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可以想见，中共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政策主张和法令、法规，以及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在乡村中顺利地得到推行和灌输，苏区社会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落后的环境条件下高效率地运转，乡苏维埃政权功不可没。而这样一种制度受到最底层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与国民党利用地主、士绅进行统治造成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国民政府的隔阂和对立形成鲜明对照。1930年至1933年底，大批受难的民众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往苏区，就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可。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围剿”与苏区政府的反“围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红军武装割据的南方众多偏远农村，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认同，从而取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它由小到大的迅速发展，渐渐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从而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两个“中国”命运的较量与决战，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临近。但这毕竟是一场事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较量。在这样一场拼实力的较量中，主要建立在贫苦农民的拥护与支持之上的苏维埃政权俨然处于下风。因为，1931年以后的国民党已经基本上扫除了国内最主要的反对势力的威胁，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