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藩镇“骄兵”的问题，学界已积累了不少的研究。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胡如雷先生，他认为“骄兵”产生的根源乃在于当时的士兵虽然全家随军，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的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故而作为亡命之徒的骄兵在饥寒威胁之下，就会不顾一切地起来斗争，迫使节度使多加赏赐，以争取家族的生存权。而据史料记载，绝大多数兵变引起的原因就是节度使对士兵的“刻薄衣粮”和“赏赐不时”。[101]胡氏定义的“骄兵”问题颇为宽泛，与旧史所谓“骄兵”还略有不同。但他对唐后期兵乱原因的这一解释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不过对于兵士军饷是否果真不足以维持士兵本人甚至家庭生活的温饱，目前还难下确凿的结论。[102]而且史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军士待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103]
在赞成胡氏论断，即唐后期兵士叛乱具有一定被动性的同时，王赛时先生对唐后期的兵乱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兵士叛乱也可能是主动性的。在藩镇体制下，作为“食粮官健”的藩镇军人，属于脱离社会生产的寄生阶层。由于长期坐仰衣食和朝廷的优给姑息，养成了骄怠暴戾的习性，动辄提出赏赐等要求。而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哗变骚动，甚至逐杀主帅。[104]旧史惯称的“骄兵”其实指的正是这一现象。而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平卢系时代后的河南兵乱也似乎更与后者的描述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