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逸》乃周公摄政时诰诫成王之书，而文有云：“不敢侮鳏寡。”《大诰》有“惟我幼沖人”之语，乃成王未亲政时之文，而中有云：“允蠢鳏寡，哀哉！”《康诰》乃成王亲政后诰诫其弟康叔封之文，而中有云：“不敢侮鳏寡。”而毛公鼎云：“鳏寡”，与成王早年之三文同词，是毛公鼎亦作于成王初年之证矣。此其七。
《大诰》者，成王幼年，遭管蔡以殷叛时所作也。《史记·周本纪》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大诰》曰：“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又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又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又曰：“（）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郭氏所谓“怆怀时事”、“蒿目时艰，痛定思痛之语”为何如乎？毛公鼎惟因与《大诰》同为成王初年之器，故毛公鼎云：“天疾畏，司余小子弗彶邦！”又云：“暹予小子，家湛于（艰）！”郭氏所谓“可知作器乃骚乱之时”，是也。管蔡大叛，征之三年，非骚乱之时乎？郭氏亦有方法可以定《大诰》为宣、平时之作品乎？未见《大诰》，是谓疏忽失言。己见《大诰》，是谓匿迹欺人。故郭氏以毛公鼎中有伤乱之语，而谓为宣、平时器。其昌亦正以毛公鼎中有伤乱之语，与《大诰》相证合，而决定为成王初年之器也。此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