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难道我们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然为共产党的俘虏。”
正因为胸中有一片悲观主义的阴云，所以陈公博竟无言以对，他甚至暗中承认汪精卫的话有道理。尽管如此，他还勉强劝道：
“我在1937年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回国，当时很多人在欧美多藉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奋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他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已有一丝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味道了。
汪精卫抓住这句话，胸脯挺起，做出一副凛然状，指责说：
“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着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陈璧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早不耐烦了。
“好了，我们主意已定，非走不可了，公博既然怕落罪名，一个留在这里侍候蒋先生罢了，悉听尊便。”说完，脸色早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