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六史的研究，是一个恢宏的领域。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对于发掘、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二十六史的研究已不限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而是越来越重视从史学发展的历史上去研究它们、评论它们。对于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势必也将提到日程上来，这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当代史学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三）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二十四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尊为“正史”，地位之高，自不待言。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为那个时代所需要。近代以来，人们对“二十四史”的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他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又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于是，“二十四史”是皇帝“家谱”、是“相斫书”，一时成为很时髦的说法。可是，到了20年代，梁启超本人已不再坚持这种说法了。这种看法甚至也曾影响过鲁迅，不过鲁迅很快就放弃了它。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中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140]可见，鲁迅对“二十四史”有一种辩证的认识。这种认识，着眼于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历史发展前途的估量。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指出：“‘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肯定了“二十五史”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