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初期引进的鲁迅作品相对较为容易被作家们发现和阅读，自1932年3月开始，进入“文艺管控”阶段，伪满洲国政府开始查禁、焚毁进步书籍、报纸、杂志，文艺政策持续紧缩。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事件，就是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的萧红、萧军合著小说、散文集《跋涉》，在委托书店、商店代售以后不久，即遭到伪满洲国政府和日本特务当局的查封和没收。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伪满洲国文教部政策的阴影笼罩下，“凡收藏或传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26]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文化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缝隙和空间。作家梁山丁曾经回忆道：1933年春天“哈尔滨这个国际都市还没有全部沦陷于敌人手中，私人出版的报纸还在发行，新文艺书籍还能乘隙渗入东北，鲁迅先生的杂文集和茅盾的小说集还能买到。”[27]有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哈尔滨的书店及在哈尔滨进行文学活动的作家在东北其他区域开设的书店，都可以看到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刊物：“哈尔滨的笑山书店和寒流书店，道里、道外的哈尔滨书店，精益书店，罗烽在齐齐哈尔开设的中华书店，均经销关内新文学进步书刊和中外普罗文学书刊。如鲁迅《呐喊》《彷徨》及一些杂文集……和《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均在上述书店出售。”[28]青年作者不仅能够通过购买、借阅、传抄等方式接触到鲁迅作品，而且也有机会直接阅读与鲁迅相关的研究文章。在东北沦陷区流通的重要报刊如《满洲国》《盛京时报》《大同报》《滨江日报》，都并未间断对于鲁迅作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的发表。1936年鲁迅逝世后，各大报纸也相继对鲁迅的生平、创作进行专门报道，亦刊发文人学者的周年纪念文章。1937年以后，伪满弘报处扩大，并由日本关东军宪兵总部主管舆论、文艺、政策发表、宣传、出版物、影片、广播及通讯、情报等九项文化宣传任务，成为日本在伪满洲国全面推行文化专制的思想中枢机构。在日本文化专制霸权下，鲁迅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化”[29]。除刊发和出版日本人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专著以外，还有日文版鲁迅作品集及日本学者著鲁迅传记的出版和发行，其中影响较广的是佐藤春夫、增田涉编译的岩波书店版《鲁迅选集》，以及作为艺文书坊的鉴赏丛书出版的诗人外文翻译的小田岳夫所作《鲁迅传》（1941年作，1944年译）。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和东北沦陷区，尤其是沈阳，接连不断地出版选集，如《一代名作全集·小说第一集·鲁迅集》在1943年2月由新京艺文书房出版，内含《呐喊》《彷徨》及《朝花夕拾》中的部分篇目等。梁山丁等受鲁迅影响的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作品集，如《乡愁》（兴亚杂志社）、《山风》（益智书店）也仍然可以在文化控制的缝隙中寻得公开出版的机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青年时期在哈尔滨进行文学活动的东北作家南下以后仍然保持着对鲁迅其人其作的关注和尊敬。唐景阳在1956年第10期《文学杂志》上发表《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又在1959年第5期《文学青年》上发表《鲁迅与青年一代》。萧军在全面抗战初期到达成都后，还将鲁迅亲笔题写的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予随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于此抗日的于浣非的家中。虽然前述有的东北作家未能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但鲁迅新文学启蒙者的风姿深刻地烙记在他们的文学经验上，影响着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最初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思想启蒙因子，为哈尔滨左翼文学活动的展开和沦陷区最早的抗日文学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