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丽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一声叹息。安娜注意到这种表示话不投机的叹息，接着说下去。她还有其他的论证，而且有力得使人毫无反驳的余地。
“你说这不好吗？但是你得想想，”她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呢？我不是说生孩子痛苦，那我并不害怕。但是你且想一想，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人？会是一群只好用外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就不能不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羞愧得无地自容。”
“正因为此才需要离婚！”
但是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希望把她曾经用来说服自己那么多次的那些论证说完。
“如果我不利用自己的理智少把不幸的人带到人间，那我岂不是空有理智吗？”
她瞥了道丽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就又说下去：“在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远会觉得罪孽深重。”她说，“如果他们不存在，他们至少不会有这样的不幸；如果他们是不幸的，那这一罪孽就得由我来担当了。”
这恰好也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自己援引过的论证，但是现在她听了却丝毫也不明白了，“人怎么能在并不存在的生命面前感觉有罪呢？”她暗自想道。突然间她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她的爱子格里沙根本不存在，哪来好坏之说？在她看来这问题太古怪离奇，她摇了摇头要驱散萦绕在她脑海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