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等人的观点倒是不乏独到的先见之明。但对诸如此类的联系却根本未做进一步的刨根问底。要想追根究底，非得把机械自然学说的深层认识理论同人类群体的精神品质学说（Ethoslehre der Menschengruppen）（因为宰制的精神品质规定科学研究的“目的”，反之，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取决于这种精神品质），以及同那种把自然理解为形式活动的等级王国的世界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之间独有成效地统一起来不可。这种世界观已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它同中世纪把社会看作是秩序井然的等级王国的经院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海姆（P.Duhem）曾对数学和理论物理学中反映出来的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做过细致的探讨。[7]他十分留心把这些科学与同期的艺术（戏剧、小说）、国家和经济的结构、当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细加参照，以致我们只需从法、英、德等国的精密科学中就能把它们各自所特有的民族天赋辨识得一清二楚。随后，施本格勒又把科学还原成各自的“文化灵魂”以及他所谓的文化在每个特定阶段所发挥的宿命功效。施本格勒的这种做法浅薄之极，把［杜海姆的］方法强化到了荒谬的地步，结果导致无从把握知识进步的合理的历史语境，尽管该语境的确是国际化的，从未因民族文化（或者通过语言、宗教、国家思想、种族等的一体化而形成各自范围的文化圈）的繁荣、成熟和衰败而受到任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