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这是你丢的，我捡着了，我替你磨得和原先一样了。”我从兜儿里掏出白发卡，还给“姐”。这时我才发现“姐”头上戴的，仍是那一种白发卡，仍是月牙形的，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样。
我不免有几分失意。
“姐”接过细看了看，说：“给你玩儿吧，我还有一整盒呢！”
我更感到沮丧。
“难道它一点儿也不贵重吗？”
“它是塑料做的。我姥爷在国外的朋友托人捎给我妈妈的。妈妈全给我了。塑料在国外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宜得很！”
“那……它不值得我替你捡，也不值得替你把它磨得和原先一样了？”
“姐”看出我的失意，想了想，又将我手中那个白发卡要去，别在发上，而将从发上取下的那个给了我。
“我要一直戴着这个。你要一直保留着那个。谁也不许丢！这你该高兴了吧？”
我笑了。
我陪“姐”绕一段路，避过我们那条街才分手，各自去上学。
从那一天起，天天如此。
人心里只要还保留温馨，生活似乎就一如既往。不久，母亲便忘记了自己曾是街道小组长，被撤换了的居委会主任再到我家串门儿，也不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曾为居委会工作付出过多少精力了。我们这条街的人们，不再谈论被取消的“扫盲”优秀街道荣誉了。实际上也没有谁真的对“姐”一家人进行过什么监视。